我承认，我现在看见我妈就累。 她今年六十八，住在我家朝北的小屋里，没有退休金，每个月我给她一千块。她把这钱收得跟藏宝似的，可转过头，她连按一下电梯都哆嗦。她来城里快十年了，依然搞不懂智能电视怎么开。多少次，她捧着遥控器像个捧着炸弹的工兵，一脸惶恐地问我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心里那股邪火已经蹿上了天。 可你知道吗？这股子烦躁，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——我越烦她，就越恨我自己。 我妈这辈子，没过过几天松快日子。我爸走的时候我才十五，家里就三间瓦房、四亩地。她一个农村妇女，连自己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，硬是把债还清了，还把我送进了大学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那年她给我四千二，那是卖猪的钱加借的钱。那些票子都是皱的，她用红塑料袋包了三层，塞进我手里时，她手上有冻疮，裂着口子。后来我才听邻居说，那几年她中午就啃凉馒头，就着咸菜，晚上也是一碗稀饭。 四千二，放在今天连她一个月一千的生活费都比不上，可在当年，那是我妈拿命换来的“赌注”。 所以我凭什么烦她？ 直到我成了家，才明白那股烦躁从哪来的。我夹在她和媳妇林佳中间，像两块磨盘中间的一粒米。林佳是城里姑娘，当初她妈说“你嫁给他，以后有得受”，这话像根刺，扎了我好几年。我妈来了以后，婆媳之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，能把人活活磨疯。她做饭咸了，林佳皱眉；她给孩子穿多了，林佳把衣服扒下来；她说话嗓门大，林佳觉得丢了面子。我白天在单位当孙子，晚上回来还要当裁判，这种日子过久了，心里的弦就绷断了。 有时候我冲她吼完，看见她缩在沙发里，两只手搭在膝盖上，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。她不敢碰沙发靠垫，怕弄皱了；她不敢大声看电视，说费电；她甚至不敢跟我多说话，因为她拿不准我什么时候会炸。我就更烦了——烦她这副小心翼翼的样子，也烦自己这副嘴脸。 有次加班到半夜回来，我像条死狗一样瘫在床上，我妈推门进来，说锁好像坏了。我爬起来一看，锁没坏，是她不会用。我教她，她“哦哦”应着，下次还是不会。我嗓门一下就高了：“教了多少遍了！怎么就是记不住！”她退后两步，低着头，像被雨淋湿的麻雀。 可那天半夜，我起来上厕所，看见她房间灯还亮着。我推门一看，她正拿着遥控器，对着电视屏幕，一遍一遍地按，嘴里小声念叨着“先按这个红的，再按这个绿的……”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一点。我站在门口，鼻子酸得说不出话。她记不住，不是不想记，是她老了，脑子真的跟不上。 七十岁生日那天，我给她买了蛋糕。她许愿时，我看见她嘴唇在动。切蛋糕时，她忽然问：“林佳和孩子呢？”我说她们出去了。她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再问。可我分明看见她眼里的光暗了一下。她从兜里掏出个红布包，说这是姥姥给她的嫁妆，一对银耳环，让我给林佳。她说：“这么多年，也没给过她啥好东西，心里对不住。” 我眼泪一下掉进碗里。我冲她吼：“你有什么对不住的！你是我妈！”她也哭了，眼泪无声地掉在凉了的面汤里，油花一圈一圈散开。那一瞬间我想起小时候，她去镇上赶集，回来给我带一块小蛋糕，我舍不得吃，一小口一小口舔，她就在旁边笑，阳光照在她脸上，那时候她还年轻。 其实我嫌弃的从来不是她，是那个在她面前无能为力的自己。我恨自己四十一岁了，还靠老婆帮衬着过日子；恨自己没本事给她更好的生活；恨自己把在外面积攒的窝囊气，全撒在了最不该撒的人身上。这种恨，像沙子磨在骨头缝里，又酸又涩。 前几天，她在卫生间摔了一跤，小腿肿得老高。我背她上医院，她趴在我背上，气若游丝地说：“儿子，妈走了，你们就好了。”温热的泪滴在我脖子上，烫得我心脏抽疼。我咬着牙说：“瞎说。”可我心里清楚，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是真的觉得自己是个累赘。 你知道吗，这世上最重的担子，不是房贷车贷，是做儿子的那颗心。她活着，我嫌烦；她要是真不在了，我就是根草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这话我从前不信，现在我信了。因为每次推开家门，看见她坐在沙发上打盹，佝偻着背，像一截老树根——我嘴上烦，心里却踏实。 日子还得往下过。我和林佳的关系没变好，但也没再坏下去。她收下了那对银耳环，虽然从没戴过，但至少不再当面甩脸子了。我妈还是不会用遥控器，做饭还是咸，说话还是大嗓门。可我开始学着不吼了，因为吼了她也记不住，反而会把她的眼泪吼出来。 明天早上，我还是会给她下一碗面，卧个荷包蛋，像当年她对我那样。这日子再难，只要推开家门她能喊一声“回来啦”，我就还能在这个操蛋的中年里，喘口气。 你说，这人啊，为什么总是对着最亲的人，长出最多的刺？而那些刺扎出去的疼，最后不都拐了个弯，狠狠地扎回自己心口上了吗？ 特别